1991年的《中国人权状况》白皮书，不仅是中国第一份人权的白皮书，而且是中国政府的第一份白皮书。这份白皮书给中国学界、给中国政府带来了一股全新的风气。30年后回望1991年的这个白皮书，有四个“第一”。

首先，作为中国政府的第一份白皮书，开创了表达政府立场的一种形式，树立了表达政府观点和信息的一个典范。以前，我国经常通过人民日报社论或者社评的方式表达政府立场，它的厚度、深度、信息量都是受局限的。而通过白皮书这种方式，内涵就会丰富得多。所以，这是中国政府在政府立场表达、信息传递上的一个创举。

其次，从内容上是第一次系统的总结中国的人权立场与实践。20世纪90年代以前，人权在中国总被简单理解为是西方人的骗局。后来有了我们自己的人权白皮书，思想才得以端正。人权被认知为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、共同理想、共同追求。毛泽东在1945年6月11日曾经有一篇文章叫《愚公移山》。我1991年这份白皮书就是愚公移山。它移走了世界很多国家的民众在中国人权事业上的误解，移走了中国人权理论的发展障碍，移走了中国民众在人权问题上的敏感。1991年的这份白皮书是第一份强剂的脱敏药。所以，系统地总结中国的人权立场和实践，开启了中国人权事业名实相符的伟大征程。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”。我们就是接着30年前的这批先贤的接力棒，在人权事业上继续前行，努力把人权话语做到更好。

再次，从属性上，1991年的白皮书是第一次中国人权外交的努力。于今回眸，1991年白皮书显然是人权公共外交的成功尝试。在20世纪90年代，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竟然是中国人权公共外交的第一次努力、第一个里程碑。但是这个里程碑成功了。很多国家领导人、国内外专家对这份白皮书都给予高度肯定，很多学者也觉得有拨云见日之感。

最后，在工作的程序上，1991年的白皮书第一次践行了政研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。以前，很难想象一份政府文件主要由学者反复研讨来完成。现在，几乎每一本中国人权领域的白皮书都有学者的深度参与。第一份白皮书确立了这样一种模式，让我们受到了启发，以后就一直跟进。我相信，日后的白皮书会在这样的模式下继续前行、继续发展。

1991年白皮书在开启山林阶段所形成的方向，特别是抹去人们心中的误解，形成我们的文化自信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没有1991年的那份白皮书，真的不敢说我们的人权话语会发展到今天的水平。我们会共同努力，推动中国人权事业走向一个更新的境界。